厌倦能够受到任何事物的影响（包括从颅脑损伤到学习能力），产生千变万化的结果。当然，无聊除外。
我们的故事从1990年开始。当时，James Danckert才18岁。某天，Danckert的哥哥Paul发生车祸，他驾车时把车撞到了树上。虽然Paul被救出，但身上多处受伤，头部也未能幸免。
后来，康复的过程十分艰辛。Paul曾经是一名鼓手，尽管骨折的手腕已经康复，他却再也无法从击鼓中得到乐趣了。据Danckert回忆，哥哥总是痛苦地抱怨自己只是——厌倦了。Danckert告诉我们，哥哥的这种情况完全没有任何对事物淡漠的迹象，但他对自己曾经热爱过的事物产生深深的厌倦感，正是这一点使Paul极度沮丧和不满。
几年之后，Danckert受训成为一名临床神经心理学家。很快，他发觉自己的工作对象——20名年轻男性——均遭受过脑外伤。这使他不由得想起了自己的哥哥，于是询问他们是否也比从前更容易感到厌倦。结果，每个人都跟他说：“是的。”
于是，上述经历促使Danckert开始投入他现今的研究之路。现在，Danckert已经是加拿大滑铁卢大学（University of Waterloo）的认知神经科学家，并成为参与厌倦相关的系列科学研究的人员之一，目前加入这个队伍的人数不多，但正在不断壮大中。
目前，业界仍然没有关于厌倦的公认定义。但是，研究人员辩称，不管厌倦到底是什么，它都不仅仅是沮丧或者淡漠的代名词。目前看来，厌倦似乎是一种使得人们感觉不愉快的特殊精神状态——由于缺乏兴奋作用，他们渴望得到抚慰，产生主动的行为、医疗和社会性后果。
例如，在关于滥饮滥食的多项研究中，厌倦是最常见的激发因素之一，除此之外还有沮丧感和焦虑感。研究人员在一项随境转移的研究中应用驱动模拟法，结果显示，易于厌倦的典型人群比其他受试者更快受到驱动，对意外事件反应更慢，发生动摇也更为频繁。2003年的一项调查显示，表示自己常常有厌倦感的美国青少年与厌倦感较少的同龄人相比，发生吸烟、酗酒、嗑药行为的几率要高50%。
来自佛罗里达州奥兰多一家咨询公司认知行为组的进化心理学家Jennifer Vogel-Walcutt表示，厌倦感甚至能够导致大约25%的学习成果发生变化。这个百分率与先天智力的影响大致相同。因此，她认为，厌倦是“一种需要引起特别关注的问题”。
目前，研究人员希望能将这类提示转化为一种更深刻的理解，来获知厌倦到底是什么，它如何在脑中显示，以及如何与某些因素（例如自控力）相关联。不过，卡城德州农工大学（Texas A&M University）海瑟·林奇实验室（lab of Heather Lench）的一位专攻厌倦的心理学家Shane Bench表示，在人们未能找到上述问题的答案之前，它还是一个难以解决的困境。特别是，研究者需要有更好的方法去量化厌倦感，以及更可靠的技术去促使研究对象在实验室内产生厌倦感。
尽管如此，这块领域仍在发展中。2015年5月，华沙大学（University of Warsaw）吸引了近50名与会者来参加第二届厌倦感年会，在该会议中发表演讲的国际人士囊括了社会心理学和社会学领域的专家。当年11月，Danckert与大约12位来自加拿大和美国的研究者会面，就该主题召开了一次专题学术研讨会。
加拿大多伦多约克大学（York University）的一名心理学家John Eastwood表示，目前来自遗传学、哲学、心理学和历史学领域的研究人员们正联手开展关于厌倦感的研究。他认为，只要有足够人从事这方面的问题研究，就能创造出更多的契机。
测量不适感
关于厌倦感的科学研究至少要追溯到1885年，英国的博学人士Francis Galton在《自然》（Nature）上发表了一篇短文——《烦躁的测量》（The Measure of Fidget），对一场科学会议中不耐烦的听众的行为进行了表述。然而，数十年过去了，仅有少数人认真地关注这个主题。对此，Eastwood表示，其实我们周围有很多从没想过去关注的东西，可能是因为它们看起来微不足道。
1986年，局面开始有所改变。美国俄勒冈大学（尤金）（University of Oregon）的Norman Sundberg和Richard Farmer发表了无聊倾向量表（Boredom Proneness Scale， BPS）。这是为研究者制定的首个测量厌倦感的系统性方法，它超越了以往对受试者的讯问式研究：“你感到厌倦吗？”他们会问受试者对某些表述是否表示赞同，诸如“时间似乎总是过得比较慢”、“我觉得工作的内容大多都在我的能力之下”以及“我很容易使自己愉快。”等等（这类表述源于此前Sundberg和Farmer开展的多个关于人们在厌倦时感受如何的访谈和调查）。受试者的总分将会测出关于他/她的厌倦感倾向。
BPS为研究开创了一条新的途径，并显示出厌倦大约就是不耐烦、淡漠以及寻求意义，差不多就是无聊的意思。它为其它后来提出的无聊倾向量表开了个头，既是促使该领域变得更重要的催化剂，也是将厌倦感与其它因素（包括精神健康和学术成就）相关联的工具。
然而，它也有一些广为人知的缺陷。Eastwood告诉我们，第一，BPS属于自我报告测量法，意味着它本身就是主观的。第二，该法的量度容易受到厌倦的影响——“特质型厌倦”——就是并非在任何给定情景下都有强烈的厌倦感，即被称为“状态型厌倦”。此前许多研究一致显示，这两种厌倦的量度其实完全不同，但研究人员至今才开始将它们区分开来。
结果，这种应用在教育场景中特别容易受到混淆。比如，改变教学风格或者教室环境不可能减少学生的特质型厌倦，因为那是固有的、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改变的，但对于减少状态型厌倦就非常有效，因为那完全是场景性的。Eastwood表示，BPS常常被误用于同时测量厌倦的两种形式，产生的结论也就很可能是错误的。
不过，科学家们仍然在反复推敲如何去改进BPS。2013年，Eastwood协助完成了多维状态无聊量表（MSBS），描述出29种关于直觉感受的表述，诸如“在我感到不相干时，会不知所措。”等。该量表不同于BPS，它完全是围绕着受试者的习惯和个性，因此，MSBS试图量度厌倦的人在某个时刻的感受。Eastman希望，这个特点将会更精准地揭示每个人的厌倦感。
但是，为了测定厌倦感，研究员必须首先确保受试者本身就是无聊的，当然，这是完全不同的挑战。
你或许还不知道，有一种方法能产生特定的情感，此法已在心理学中应用数年，那就是给人们放一段录像。科学证实，录像能使人产生快乐、悲伤、愤怒、共鸣以及其它多种情感。因此，2014年，当Colleen Merrifield正在滑铁卢大学做学术论文时，决定制作一部将会让大多数人厌烦到泪奔的录像。
在Merrifield的录像中，两个男人站在一个白墙无窗的房间里。他们从堆在两人之间的一堆衣服中无声地挑拣，然后把它们挂在白色的支架上——一件女背心、一件衬衫、一件毛衣，然后是一双袜子。时间不断地显示着：15秒、20秒、45秒和60秒。两个男人仍然在不停地挂衣服。第80秒，其中一个男人问另一个要衣服夹子。在第100秒，他们又在挂衣服。第200秒，他们还在挂衣服。第300秒，他们仍然在挂衣服。这部录像循环播放，可持续5.5分钟。
毫无悬念，看了Merrifield这段录像的人都会觉得它沉闷十足。但随后，她就尝试用这部录像去研究厌倦如何影响人们的注意力。Merrifield的计划是，让受试者执行一项经典的认知注意力任务——观看显示屏上如同星星的光簇是否出现，然后坐在录像前面感受一番，最后再次完成注意力任务。这样，她就能观察到厌倦是如何影响受试者的行为了。但很快她就发现，得重新设计实验：因为这项任务比录像还要叫人感到乏味。
当然，这样的结果并不完全出人意表。在此前关于厌倦的研究中，常常用其它的任务代替录像。但这也表明了问题所在。有太多的方式可以让研究人员使受试者在做任务时感到厌倦了——比如让他们校对地址标签，或者把螺母和螺钉旋紧，于是总是很难将各个研究进行对照。例如，不同的研究发现，厌倦与心率加快或者心率减慢有关，但由于没有一个标准化的方法来诱导厌倦，那就不可能确定哪一个结论是对的。
2014年，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卡内基梅隆大学（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的研究人员发表了一篇致力于开始标准化程序的论文。该论文将6种不同的厌倦诱导进行比较，提出三种主要的类别——重复性体力任务、简单的认知性任务以及录像或者音频，当然还有对照性录像。研究人员用MSBS法观察每一种任务诱发厌倦的强度，然后应用一种叫做分化情绪量表（Differential Emotion Scale）的测量法来观察每一种任务是否只诱发了厌倦，还是有其它多种情感。所有的6种任务都明显比对照任务乏味，并且几乎都能单独诱导厌倦的产生。其中效果最好的任务是要求受试者按鼠标键，以使计算机按钮图标顺时针转动90度，如此反复进行。
Danckert告诉我们，在那之后，他觉得应该放弃在实验室使用录像来诱导厌倦，而应该使用行为性任务。
另外，工具的不精确性也会使得研究者在对厌倦进行理性表述中产生缺陷。例如，许多与厌倦高度相关的真实世界中发生的问题跟自我控制的思维（包括成瘾、赌博以及滥食）相关联。Danckert表示，他将厌倦描述为自我调节的缺失。他的解释是，在一个人的环境中很难去参与那些不良任务，当自我控制力越强，那么也就越难产生厌倦感。
但这是不是意味着自我控制力和厌倦感就是同一种事物的不同量度呢？这一点就连Danckert都无法确定。考虑到那些有脑外伤史的人们，他表示，自我控制力缺失就是他们的问题所在。他们可能是不适当地发生冲动，他们有不断增加的风险要冒，可能也会发生滥用药物和酗酒的行为。确实，Danckert看到了自己的哥哥Paul在外伤恢复之后，经历了所有的这类事情。
然而，在Danckert的脑外伤研究人群样本中——主要是40-50岁，年龄似乎削弱了厌倦感和自我控制力之间的联系。在尚未发表的一些数据中，Danckert提出，一些患者的自我控制力水平报告不比一般人群低，但他们的厌倦倾向分数却比他们高得多。与此相对的是，Danckert的哥哥似乎表现出相反的结果：他数年来与自我控制力较劲，最终变得不那么厌倦事物，也恢复了对音乐的热爱。对此，Danckert觉得，这件事在他生命中的重要度，仅次于自己的孩子。
因此，我们有理由去猜测：厌倦与自我控制力能够独立出现——但目前尚未有足够证据来更深刻地解释这一猜测。
